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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旧书刊
上篇
中国摄影写家抢在新时期思想活跃的时机，做了一件对中国社会文化极具意义的大事——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摄影史)，由马运增、陈申、胡志川、钱章表、彭水详编著。尽管这部书写到的给那些不只局限于看图片的中国摄影人以一条追溯以往的史迹线索。 ·
读简短的(编后记)(编者写于出版前的 1985年9月)颇生感动，上一代的摄影文化人有专门从事摄影史研究者如吴群，至今尚记得其陆续发表的文章，是为我人摄影之途得以探究来路的向导。我有一种心理欲望，凡是已感兴趣的事物，便上心按其去脉寻其来龙。不得，则觉失了对整体的一份必要把握，便耿耿于怀。
史书一般皆按时间的发生顺序着笔。但写史者必要从现今而了解过去，想与写的次序--定轮番颠来倒去。所以写史不是桩易事，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而对严肃的写史人深为敬重。
我靠这本<中国摄影史》的阅读，了解着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此书的作者秉持较为冷静的治史态度，且查阅过大量资料，断章与取义大都经不起沉着的考虑。尤其从编后记中获知，“编写组成员大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难以在本单位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摄影史的编写”，却终于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中国摄影史撰写。为摄影研究者传下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台湾以繁体字再版了这部(中国摄影史)。
我在本节行文首句用了“抢”字，因为捧一卷迄今为止仍是独本的《中国摄影史》，深感其来之不易，简言之，对此艰辛而不赚钱的行当，若当年编写者错过了时机，此事不知会迟到多久。我为编写者得以及时完成此创举庆幸，也为我们能够及时继承成果而庆幸。
出于文化感怀，我对此类书有所“苦求”，着意于感同身受的移情联想。这宁可失之得，不肯忘其情的心态，出于我将阅读历史等同于感念与追怀的人生经历。以这种情调去领会摄影史上的名家和作品，我才有兴致。也许我的这份兴致，不该在史书中寻，而得去评传中拾。由此念及，摄影史终于有了，可摄影家的评传则仍不可期。
按(中国摄影史1480—1937)的线索查询下来，可供列入个人评传的摄影家有。评传可以是一篇长文，但在评文化其入专业造诣之余，能够兼顾其入之志趣与情愫，后人即可籍理解其人的感同身受契机，对载入史册的人与作品，自然多一分了解多一分感情。如今中国的摄影理论和评论似乎有些热闹起来，可我知道必须靠坐冷板凳的功夫练就的写史和评传类的写作，不可能热得起来。如果理论和评论之热是催生史和评传出世的良性写作，热一热也有好处。若是急不可耐地期待浏览新中国时期的摄影史篇章，虽然处在人物与作品大多健在的时代，然而由于什么使得拖到两相折损的地步，或者必得“抢救”的字眼，迫得再去挖掘如同考古，则是多大的遗憾和多么难以弥补的浪费。
有句时代名言：我们已经失去的太多。
我隐隐觉得：我们仍然在失去。
这不仅指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失去生命，我指的是应当不从我们手上失去的摄影文化资产。历史不能逆转，历史也不容弥补，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在意地推卸掉本该承担的文化责任，后果是后代的有志者必然得从新做起。·
作为“新中国时代”的摄影人，我们对“新中国摄影”的一批代表人物有多少感性的认知?我们曾与这批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时代与社会，却所知有限。
我靠寥寥的若干信息了解他们，多半是他们显赫的成就、少量名作以及获奖清单。有时知其作之大名，却不知其作之影像。尤其是想从全面意义上感受某个人物及其创作，可参考的信息十分贫瘠。稍详的个人履历也不过是人事档案里辉煌部分的缩写，关于其人的性情，只能从表彰文字和传说的言语中零散地拼凑印象，究竟与真实相差多远，也许永远是迷。 中国摄影写家抢在新时期思想活跃的时机，做了一件对中国社会文化极具意义的大事——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中国摄影史)，由马运增、陈申、胡志川、钱章表、彭水详编著。尽管这部书写到的给那些不只局限于看图片的中国摄影人以一条追溯以往的史迹线索。 ·
读简短的(编后记)(编者写于出版前的 1985年9月)颇生感动，上一代的摄影文化人有专门从事摄影史研究者如吴群，至今尚记得其陆续发表的文章，是为我人摄影之途得以探究来路的向导。我有一种心理欲望，凡是已感兴趣的事物，便上心按其去脉寻其来龙。不得，则觉失了对整体的一份必要把握，便耿耿于怀。
史书一般皆按时间的发生顺序着笔。但写史者必要从现今而了解过去，想与写的次序--定轮番颠来倒去。所以写史不是桩易事，往往是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因而对严肃的写史人深为敬重。
我靠这本<中国摄影史》的阅读，了解着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此书的作者秉持较为冷静的治史态度，且查阅过大量资料，断章与取义大都经不起沉着的考虑。尤其从编后记中获知，“编写组成员大都有着自己的本职工作，难以在本单位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摄影史的编写”，却终于完成了这部开创性的中国摄影史撰写。为摄影研究者传下一部重要的．参考文献，后来台湾以繁体字再版了这部(中国摄影史)。
我在本节行文首句用了“抢”字，因为捧一卷迄今为止仍是独本的《中国摄影史》，深感其来之不易，简言之，对此艰辛而不赚钱的行当，若当年编写者错过了时机，此事不知会迟到多久。我为编写者得以及时完成此创举庆幸，也为我们能够及时继承成果而庆幸。
出于文化感怀，我对此类书有所“苦求”，着意于感同身受的移情联想。这宁可失之得，不肯忘其情的心态，出于我将阅读历史等同于感念与追怀的人生经历。以这种情调去领会摄影史上的名家和作品，我才有兴致。也许我的这份兴致，不该在史书中寻，而得去评传中拾。由此念及，摄影史终于有了，可摄影家的评传则仍不可期。
按(中国摄影史1480—1937)的线索查询下来，可供列入个人评传的摄影家有。评传可以是一篇长文，但在评文化其入专业造诣之余，能够兼顾其入之志趣与情愫，后人即可籍理解其人的感同身受契机，对载入史册的人与作品，自然多一分了解多一分感情。如今中国的摄影理论和评论似乎有些热闹起来，可我知道必须靠坐冷板凳的功夫练就的写史和评传类的写作，不可能热得起来。如果理论和评论之热是催生史和评传出世的良性写作，热一热也有好处。若是急不可耐地期待浏览新中国时期的摄影史篇章，虽然处在人物与作品大多健在的时代，然而由于什么使得拖到两相折损的地步，或者必得“抢救”的字眼，迫得再去挖掘如同考古，则是多大的遗憾和多么难以弥补的浪费。
有句时代名言：我们已经失去的太多。
我隐隐觉得：我们仍然在失去。
这不仅指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不断失去生命，我指的是应当不从我们手上失去的摄影文化资产。历史不能逆转，历史也不容弥补，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不在意地推卸掉本该承担的文化责任，后果是后代的有志者必然得从新做起。·
作为“新中国时代”的摄影人，我们对“新中国摄影”的一批代表人物有多少感性的认知?我们曾与这批人共同生活在一个时代与社会，却所知有限。
我靠寥寥的若干信息了解他们，多半是他们显赫的成就、少量名作以及获奖清单。有时知其作之大名，却不知其作之影像。尤其是想从全面意义上感受某个人物及其创作，可参考的信息十分贫瘠。稍详的个人履历也不过是人事档案里辉煌部分的缩写，关于其人的性情，只能从表彰文字和传说的言语中零散地拼凑印象，究竟与真实相差多远，也许永远是迷。 ·
依靠某些偶然的机遇,新中国老一辈的若干摄影人物，在我心目中的平面形象稍显立体。
例如吴印咸，虽负盛名，却迟迟见不到他的摄影作品集出版。他去年去世后，大批的文章追悼而出，对这位摄影史人物，有多少摄影人真正了解其创作造诣?所见文章仿佛专为欢送会而写，送他走后，吴印咸在中国摄影领域仍然仅是个著名符号而已。我只有在岳母的零星旧照片中，见到一张吴印咸延安时期拍摄的照片，拍的是延安女战士们纺线线的情景。岳母1960年代参观中国军事博物馆时，从展板上忽然发现当年的自己，记起那次延安摄影师吴印咸拍照的情形。军事博物馆赠送她一张普通尺寸该照片，由这张照片，我得以契人其代表作(白求恩大夫)的情境。
例如徐肖冰、侯波这对摄影家夫妇，我对他们的作品也所见有限。文化大革命中听蹲过日本鬼子监狱又从群众专政禁闭中释放的岳父讲故事，提起在东北解放区哈尔滨工作时，与主办东北画报的徐肖冰相熟的往事，这个名字我在自学摄影过程中，偷阅中国摄影杂志时有过印象。 ．
长辈传递的这些零碎信息，竟然对理解具体人物很有一些介绍文字之外的特殊作用。老一辈的摄影史人物正相继走向各自的生命终点，已经有人抢拍他们的容貌风采，这很有意义。然而对治史和评述更有历史价值的个人访谈，却是十分罕见。
我认为从对摄影家的访谈中，尤其是那种广泛谈及个人生活和作品生成过程的散漫而不扣题的访谈文章中，更容易加深对特定的摄影文化现象的整体理解。
最爱看作家和艺术家的人生回忆录。·作家和艺术家的人生往往就是一件精彩作品，可以传世。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放在其人生的背景上，倍有看头。丰富的潜台词潜意识从言谈话语和字里行间无形流露，成为理解其人其作的重要契机。
比较中外摄影媒体对摄影家的评论，国外文章在谈及其人其作的时候，总会涉及具体的个人生活背景，并有充分的当事人对具体事物的原话引录，不论作品再抽象再荒诞，其人总还象个具全的人。国内文章对同类人物的评论，紧扣主题太狠，字字句句卡在特定命题上不松口。全文读下来，强撑到底，往往如同获得一张冲压出来的模型，像样的拎起来得个平面的样板，差的则不等提起便成碎片。
评论是相关写一个人及其创作，还是将相关内容归纳为一个定义，这是不同的出发点也是终点。摄影当然离不开光影，对入像摄影的用光甚有讲究。光用得好，拍出入像就有精神。人与影之间的区别，做摄影评论者要认真想想，拍的人像就有精神，人与影之间的区
别，做摄影评论者要认真想想，走笔写出的如果是影子，看似比其人高大，却无法立体。有摄影者不屑于评论者的附会，斥之为不通摄影，不是没有道理。
影子可以非常像人，终归只是像，而终归不是真实的人。
下 篇
上篇的文字写于1995年。之后，一批中国摄影史论的专著相继面世。《中国摄影史· 1937—1949》，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由蒋齐生、舒宗侨、顾棣编著。在此特别提及，新华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吴群著(中国摄影发展历程》一书，以专题文章串联结构记史，是很有学术成就的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先驱文献。作者及著述本身，也将会成为中国摄影史学研究的重要文本。
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一册专著(崇高美的历史再现》，由蔡子谔、顾棣著。此书内容与《中国摄影史1937—1949)和第一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摄影事业”涵盖相同。专著由蔡子谔的“正编”与顾棣的“副编”结构，正编以论“崇高美”立论、举证该时期的摄影人物与作品。这一写法，作为史论的一家之言，当然不成问题。然而作者对那场被称为“人民战争”的摄影史迹，在注重崇高的拔高之余，似乎忽略了更重要的人道意义。此为几十年间理论与史论研讨颇有教训的一个误区，当“崇高”被“神圣”化了，人性和人民性则极易随之流失。故“正编”的论作流于空洞，而“副编”作者顾棣以具体摄影史现象牵系的史料钩沉，则具有知细的学术的价值。顾棣几十年如一日，专攻“解放区摄影事业”一门，是与吴印咸相同为数不多的以史实做凭的严谨治学者。
两册(中国摄影史)，由1840—1937年间写到1937—1949年间。此后的时期，则以(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标题书名，此书由中国摄影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佟树珩、袁毅平、胡志川、陈昌谦、张家琪、任一权
撰写。从出版时间来看，抢到(中国摄影史1937—1949》之前去了。且此书不再按照历史年代来为编章节，而以艺术创作、艺术理论和摄影艺术教育、国际交流结构成书。(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的写作，不复有两册(中国摄影史》那般简炼沉着，显得匆促潦草。其中第九章“停滞和于扰时期(1966—1996)”，竟然以两页为一章，流干点到为止。
无论如何，中国摄影出版社的中国摄影史书，三册著述维系了从1840—1989年的一套史记书写，总算填补了中国摄影领域长期无自身史书可鉴的学术空白。虽然后两册的初版印数仅3千册，(第一册印数不明)，但是做为文献专著，其开创之举的学术作为功不可没。令人遗憾的并不在其印数少，此类学术书籍本也勿须多。遗憾的是该系列书出版至今，尚鲜见有相关的学术议论，可知摄影史论仍是一门摄影文论研究领域之冷门。此现象倒是应了中国历史学家范围的冶学名言：“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猪肉。”
． 好在应视为寻找自身之研究的摄影史论学术作为，自80年代起，在中国摄影社会里,日益广泛生动地延展开来，并且不拘一格。 《艰难历程)摄影展及其成书，必为中国当代摄影史历程的一块里程碑。可惜我至今尚未能与此书谋面，故无缘置喙。 摄影正史之余的野史篇章，乃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环节。(大众摄影)杂志为纪念创刊30周年和35周年，连续两度举办(我和摄影)征文并选集成书。这是我至今饶有兴趣屡读不止的中国摄影文化田野调查的原始资料集。它们从普通摄影人的经历中，再现了中国摄影史的即时场景与细枝末节。犹如标本切片—般，展呈出中国摄影文化生态的实际缘由，可与正史的纲目要领互为补充。(大众摄影)杂志创刊40周年时节，又征文出了一册《照片背后的故事》，图文搭配，又是一种新颖的尝试。期待在今后的岁月里，还会有类似的民间摄影文献持续面世。 山东画报出版社自90年代开创的(老照片)图文对照，乃是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殷实资源汇编。这个举措，进一步调动了整个中国文化社会来进行相关影像的开发研究。影像不期然地切人中国历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实据研究，也给中国摄影自身的研究，辟开了一面深邃浩瀚的视野。此前由民间自然策划的几起“知青摄影展”及资料书册，激发了由影及史的思维方式，同时也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开启了定向之外的另类发掘线索。可以肯定的是，全面的中国摄影史。并不只是中国摄影界与专业摄影者的摄影史。 <<永远的四月》由中国书局出版于1999年，由当事者的回忆文章勾勒当代中国摄影史上"四月影会”这一事物，乃是特定的摄影史书写于史论研究的厚重文献。也已有以此书为参考论据的史论文章跃上学术研究面。． (陈复礼传)是由丁遵新著作。湖北美术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首部中国摄影家传记。与其配套的是中国摄影家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陈复礼)摄影艺术研究。汇集摄影界诸多人士书写的文字。如此对一位当代摄影家的综合评议，具有罕见的空前规模。遗憾的是对此创举尚缺实质意义的评论出现，几与史书具有同等学术价值的人物评传仍属阙如。《陈复礼传)只达编年传记的成色，尚未及专业评传的学术高度， 侯波、徐肖冰口述回忆录(带翅膀的摄影机)，1999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口述传记丛书”之一出版，这同时也是中国摄影史和摄影家人物传的参照文本。此类独特视角的摄影史书，还有由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的《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的国事风云》，此图书同时又是以摄影镜头印证中国共产党史的图像史料。
{寻找方大曾——一个失踪的摄影师》应为2000年之后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因未见其书，故不知除了将一份中国摄影史的重要影献出上见日之余，对方大曾这个摄影人物的史论评价做到何等程度。显然如方大曾这样的摄影家，是要由优质的评传来总结的。
有一个很好的迹象悄悄地在新近的摄影媒体上展现，那就是对摄影人物的直接访谈。其中做得较好的是独特的摄影文化人李媚、她近来对若干崭露头角的年轻摄影家所做的访谈，相继发表在《大众摄影)、<人民摄影)等摄影媒体上。这种由灵活且深入的问答方式所形成的鲜活的多义性开放文本。对及时参透当今发生的重要摄影文化现象，只有特别的现实作用和深远和史迹记录意义。从而证明对摄影观念的理论性研讨，已经摆脱旧有的固定范式，而发挥出犀利且质疑的评论方法。我视之为摄影研讨的突破性进展。
对老一辈摄影家生平事迹的访谈工作，想必已有人切实地做将起来。 ．
从以上诸般迹象来看，不拘一格与渐具规模的访谈回忆、钩沉、抢救与留存等相关中国摄影文化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等繁琐工作，皆已由一些人士以只问耕耘、不事声张的文化姿态默默地进行着。这一切，皆已成为中国摄影史论研究拓荒者，留给后世学者的一份穿越艰巨历程的文化遗产。
转载自"人民摄影"报 王瑞 (按:中国摄影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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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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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0 2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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