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与沙飞有关的新闻

庸医28

原文登载于汕头经济特区晚报2004年11月12日第一版：
                    老一辈摄影家沙飞后人小公园寻根圆梦

    11月11日下午，五位从外地专程来汕的“游客”风尘仆仆来到汕头市区小公园，他们在附近的街区寻寻觅觅，热切的眼神长久地停留在每一座旧式骑楼和每一条老街巷上。他们不是普通的游客，他们是我国著名的老一辈摄影家沙飞的后人，他们此行是来汕头寻根圆梦，重续他们一家与汕头的血脉情缘。
    小公园重寻沙飞足迹
    此次来汕寻根的五位分别是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夫妇及儿子王平、沙飞的二女儿王雁、小女儿王少军。由于兄妹几个长期在广州、深圳、北京等地工作，对汕头人生地不熟，此次相约来汕头之前特别联系上汕头摄影家协会请求帮助。10日下午，王达理一行到达汕头后先到南澳重拾父亲当年的足迹，11日中午回到汕头市区，匆匆用完午餐便驱车前往老市区。
    在老市区镇平路原群众戏院门口，市摄影家协会的同志告诉沙飞的二女儿王雁：汕头无线电台创办于1929年，先设于市区崎碌，后迁到镇平路，1934年开通第一条汕港直达电报电路，1936年由于实行“电政统一”而并入汕头电报局，因而沙飞当年工作的地方就在群众戏院附近。虽然具体位置无法确定，但王达理兄妹都显得很激动，都各自拿起手中的摄影机和摄像机录下镇平路两侧的楼房。随后，王达理一行又先后到小公园汕头电报局旧址和原新马路（民族路）79号原故居所在地。在小公园邮政局（原汕头电报局旧址），王达理和妹妹还专门登上楼到二楼参观，向一些老人了解当年的情况。
    想拍专题纪录片偿夙愿
    在民族路，王达理深情地告诉记者，他1933年在这里出生，妹妹王笑利比他小两岁，也是在这里出生，1936年父亲因抗日需要北上，他和妈妈还留在汕头。他记得他5岁那年，日机轰炸汕头，他曾趴在窗口亲眼看到日机掷下炸弹的情形，也看到当年的红砖楼。王达理说，1939年他6岁时就被送到香港的孤儿院避难，直到1940年才随孤儿院撤回内地，母亲则留在汕头搞青抗会。
    记者注意到，今年58岁的王雁手里攥着一封已经发黄的信，同大哥和小妹共同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王雁告诉记者，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父母的同事兼邻居写给妈妈王辉的一封信，信里面回忆了当年对沙飞的印象。王达理说，父亲确实如信里所说的，事业心强，为人耿直刚烈，空闲时同事爱打麻将，但沙飞就是爱摄影，一回家就钻进暗房里洗相。王雁说，父亲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摄影都是在汕头业余自学的，没想到摄影成就了父亲一生的事业。
    王达理告诉记者，汕头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故乡，此行更是给他们兄妹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本报记者邵建生
   
    人物档案
   
    摄影家沙飞
    沙飞（1912～1950）出生在广州，曾在汕头无线电台当报务员。1936年在《生活星期刊》、《作家》、《光明》等报刊发表鲁迅的照片；1937年在《中华图画》、《生活星期刊》发表“敌人垂涎下的南澳岛”、“南澳岛———日人南进中的一个目标”组照；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前往华北前线，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9月采访平型关大捷；10月参加八路军，成为人民军队第一个专职新闻摄影记者。由于沙飞对开创中国人民革命新闻摄影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因而被誉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参加过北伐的沙飞在1932年到1936年在汕头工作和生活，期间与同事、潮安彩塘籍的王辉结为伉俪。夫妻俩共育有五名子女，大儿子和大女儿都在汕头出生。

庸医28

沙飞死得很不值：因为他本人住院时精神失常，打死了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自己也被枪毙偿命。。。。。。太可惜了。

五十六条大汉

是日本人枪毙了沙飞还是？

阿粗

转：粤海风网络版2002年第5期
关于摄影家沙飞的几个疑难问题
□  蔡子谔
沙飞，这个一般人或许有些陌生的名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至为熟悉的历史瞬间的经典：鲁迅、白求恩、《将军和少女》等等；他运用手中聂荣臻和白求恩先后送给他的“韦尔脱”和“莱丁那”相机，几乎为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战争留下了一部完整、形象的历史画卷。他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界的聂耳、冼星海。然而，他的一生充满了悲剧性的传奇色彩——这个奇迹般地创造了难以枚举的“第一”的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却“第一个”倒在了年轻共和国的枪声下，时为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将军不得不“挥泪斩马谡”。那年，沙飞38岁。
1986年5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书》“撤消原判，给沙飞恢复军籍”。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同志党籍”。有关沙飞的研究工作便渐次开展起来。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学习、研究中国新闻摄影美学风格问题。嗣后出版了90余万字的《崇高美的历史再现——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美学风格论》，在该书第五编第二十一章《沙飞——中国解放区新闻摄影的先驱者对崇高美学风格的开创与拓展》之中，以近7万字的宏大篇幅，并以“沙飞革命新闻摄影思想的崇高美品格”、“国际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崇高美的开拓”和“崇高美形式的艺术表现与创新”等为节目，对上述旨趣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剖析和阐释。这时，我便萌发了日后撰写《沙飞传》的夙愿，与之同时，也开始了对诸如“关于周恩来的‘开平三司徒’之说”、“鲁迅底版的下落”和“执行枪决时享受了庄严神圣的军礼”等确切说法尚暂付阙如的问题，进行了质疑解惑的探寻。这次撰写《沙飞传》的过程，从主观上讲，也正是对上述阙疑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探究并寻求较为合乎客观实际的答案的过程。下面便将自己在这方面所进行探寻的努力及其结果，向中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及广大读者作一浅陋汇报。  
关于周恩来的“开平三司徒”之说
所谓“开平三司徒”——这里的“司徒”，并非是周代“三公”即与“司马、司空”并列的“司徒”；而是指广东开平县的复姓“司徒”家族中所出的三个杰出的——或者说“有名的”人物。这种说法，我是从沙飞女儿王笑利那里首次听说的，而她则是听她妈妈王辉即沙飞夫人亲口对她讲的。那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对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司徒慧敏说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周恩来在重庆一个民主人士、社会贤达的公开集会上讲的。王笑利对我讲的“三司徒”，即是曾毁家纾难、倾力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司徒美堂、革命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和原名为“司徒传”的沙飞。我认为，周恩来有过此说当是无庸置疑的。此所谓“三司徒”系指司徒美堂、司徒慧敏和司徒传（即沙飞）却颇堪质疑：以周恩来的博闻强记和他与当时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的广泛接触和深厚交谊，他似乎不可能不知道被鲁迅先生誉为“表示了中国人……天然的倔强的魂灵”的著名画家——也是广东开平籍的司徒乔。此其一。司徒乔曾于1927年在武汉参加北伐战争，从事宣传画创作。对于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说，当不陌生。此其二。以德齿论，司徒美堂、司徒乔和司徒慧敏均长于司徒传（沙飞），且声名素著，恐“开平三司徒”之说，早已有之。今之《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即将上述“三司徒”集于一处，而司徒传则以“沙飞”为目，厝置别处。此其三。此外，沙飞是在1935年6月加入“黑白影社”时改笔名“沙飞”的。意为“我要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地里自由飞舞”。其原名“司徒传”则鲜为人知。
关于沙飞拍摄的白求恩“裸泳嬉水”镜头
大家所熟悉的白求恩，大抵都是毛泽东《纪念白求恩》和电影《白求恩》中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白求恩大夫。然而，据笔者在写作《沙飞传》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白求恩的心灵世界是绚烂多彩充满诗情的：首先他称得上是一个画家，他的绘画作品《手术室之夜》入选蒙特利尔春季美术展览会，他的《自画像》赠给艺术家玛丽安·斯科特女士后，受到她的喜爱和赞许。此外，他的一组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幕九场的痛苦的戏剧》曾长时间嵌挂在特鲁多大夫的第一座病房“小红楼”内。其次他是诗人和作家，他写过不少的诗作和散文，多发表在美国或加拿大左翼刊物如多伦多市《每日号角报》上。他于文艺理论乃至美学都有着自己独具个性的深湛见解。上述一切，在拙著《沙飞传》中都有较为详赅的表述。
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在沙飞的新闻摄影作品中，多次出现白求恩的“裸泳嬉水”和“裸体日光浴”的镜头，这似乎是不可理喻的；然而。笔者认为，惟其如此，也正为我们揭示了白求恩更为广泛而深邃的心灵世界，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和反映的可能。  
关于鲁迅遗像等底版的去向
沙飞于1936年10月在上海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遗像以及鲁迅逝世后万人空巷的殡仪盛况的底版，被沙飞用薄薄的蜡纸小心翼翼地裹了数层，装在一个“小铁盒子”——实则是用镀锡或镀锌的薄铁皮做成的装香烟的方形“听子”内，终生未曾须臾离开过。沙飞被处决之后，上级曾让画报社派同志去将沙飞的遗物认领回来，然后转交其家属。沙飞的学生顾棣是其中的一位。顾棣在清点“小铁盒子”内的东西时，发现“里边放着他在广州开展览会时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及王辉给他写的信（离婚信），6年前他曾叫我看过一次，当时里面还装着他给鲁迅拍摄的底片、八路军总部发的记者证，还有他当参议员的聘书，这些重要材料现在都不见了。这是第二次看到小铁盒，可是人已死了。……我们一一点检清楚之后，给他们开了个收条，怀着极大的悲伤走出了监狱的门。”（顾棣：《沙飞离世前后——顾棣日记原文摘抄》，载《人民摄影》2000年3月1日第1版）后来当笔者与顾棣先生晤面询及底片时，他断言盒中已无底版。须知在沙飞未处决前后，有两个人都曾向华北军区政治部写信反映，沙飞终生贴身携带的鲁迅生前最后留影等的底版，应及时从沙飞手中索出，并妥善保存。因为这不仅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而其本身又是珍贵的文物。这两人其一是沙飞的夫人王辉同志。另一人则是著名的摄影史家吴群。沙飞被处决之后，他的声名及事迹一直讳莫如深，阒寂无闻。80年代随着沙飞研究的逐渐展开，关于“鲁迅底版的去向”一直是一个“谜”一般的焦点问题。不久前，沙飞次女王雁在《走近沙飞》（载《中国摄影报》2000年3月3日第7版）才揭开了这个“谜底”：“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生前最后留影底片回函王辉指出：‘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即入狱时——笔者，下同）他（指沙飞）要求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直至军区来信追问，才想起这件事来。可是已埋一个多月，一定是不能用了。’”笔者根据收集到的其他有关材料推断，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并无虚饰不实之词。譬如当时与沙飞被关在同一屋的韩彬，贴身内衣口袋里揣着的由沙飞拍摄的周恩来副主席亲手送给他的《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的照片得以保存——表明在狱中并未被强行收缴，直到他80年代病逝随身火化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可见鲁迅遗像等底版确系被沙飞揣在贴身的衣兜里，窆入墓穴，生死相伴了。  
关于沙飞被枪决时享受执刑者的军礼问题
对沙飞执行枪决时的目击者王朝秀在《难忘的一天——沙飞遇难纪实》（打印材料）中言及处决沙飞时，执刑者公然向沙飞行了军礼。笔者认为，执刑者对沙飞枪杀日籍医生的悲剧特别是他对中国革命新闻事业的巨大贡献有所了解，故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死囚暗怀崇敬之心，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执刑者，在沙飞被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决定》，开除沙飞党籍，并被军法处判处死刑，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军区首长亲笔签署了《训令》后的第6天执行枪决时，公然这样做，则是断无可能的。笔者根据目击者王朝秀《难忘的一天》中有“面南肃立的行刑的军人（当是两位执刑军人中的首长——笔者，下同）举起了右手（这显然是下令执行，具体执刑者的‘军礼’，即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明确表示）”这一举动的反复推敲，在《沙飞传》的“楔子”里有了这样的一段细节描写：
大约走了二三百米的样子。三人都停了下来，略顿了一下，右边持枪的两人又步履整齐地向前走去，走出约百米的样子，又停下来。两人中靠右的一人向右转，走出几步后又向后转，侧立一旁。靠左的一人待其立定之后，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然后来了一个“向后转”，朝南直接面对着他的行刑对象了。这时只见在东侧的那人抬了一下手，——这大抵便是下令执行了。面南肃立的行刑的军人举起了右手，必恭必敬地向下令执行者行了一个军礼。
他在向下行刑令的首长行军礼时，他的上身是向东侧仄的，然而他并没有放下手来，他一直保持着必恭必敬的军礼身姿，将自己侧仄的上身转了回来，于是，他的军礼便凝固或曰定格在立正的身姿上——即正面对着即将被行刑的死囚！
几秒钟后，他缓缓地放下了手，又缓缓地举起了枪。枪响了，伫立在他对面一百来米的死囚，猝然栽倒在这荒草凄迷的旷野里……
笔者觉得这也许更加合于情理，合于当时情境的生活真实，合于那位富于正义感而脾性又倔强执拗的执刑者所表现出来的，呼唤、礼赞良知和道义的艺术真实。  
关于沙飞错案的平反
沙飞错案的平反旷日持久，个中的隐秘内幕与曲折经过，也是沙飞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对此《沙飞传》作了详赅的披露。这里择其要约略述之。沙飞因患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于1949年12月15日将日籍主任医师津泽胜枪杀后，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作出了《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长张南生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书》，判处沙飞死刑，2月27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副司令员徐向前、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副主任张南生、张致祥共同签署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训令》，3月4日执行处决。沙飞这一涉外错案的平反是有相当难度的。自沙飞子女王达理和王笑利于1981年3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江华院长呈递《申诉书》后，北京军区政治部及军事法庭于沙飞平反之事是尽心竭力的。经军区袁政委和总政史副主任批示，军区政治部派院长曲华明和庭长赵保杰及审判员康文等七人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先后派人在北京、河北、山西、广东等地找原办案人和见证人进行内查外调；由二六一医院对沙飞作案行为进行医学鉴定——其枪杀津泽胜是因精神分裂症所致。并就有关此案的涉外事宜分别向外交部亚洲司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东北组进行了汇报请示。其间还设法委托正执笔为聂帅撰写《聂荣臻回忆录》的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向聂帅当面征询意见。聂帅的意见是明确的：“沙飞因患精神病枪杀津泽胜应当平反。北京军区党委怎么定就怎么执行。”后因是涉外案件，当时又没有患精神分裂症不负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已是30多年前的的积案，且当时是呈报中央军委由毛泽东等党政军最高领导层批准的，故迁延日久，未能及时解决。延宕5年之后，还是沙飞在晋察冀的老领导、老战友，时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江一真同志主动提出，让沙飞长女王笑利给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写信反映情况，并由他来转交。沙飞的长子王达理也给胡耀邦同志写了同样内容的信，是由习仲勋同志转交的。胡耀邦接到这两封信后，先后作了两次批示：第一次是：“酌处。”第二次是：“酌处告我。”胡耀邦同志的批示下达后不久，沙飞错案迅即得到平反：1987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书》：“撤消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1950年2月24日法字第9号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了“恢复沙飞同志党籍”的决定。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的开拓者与奠基者沙飞被错判错杀的错案，在36年之后湔雪。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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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响了，伫立在他对面一百来米的死囚，猝然栽倒在这荒草凄迷的旷野里……”距离一百米枪毙？太奇怪了。枪毙时一般距离不会超过10米，而且没道理在旷野里执行。受刑者背后应该有墙壁或者堆砌沙袋、草包，以防子弹反弹伤及旁人。中国式的枪毙一般是受刑者面对墙壁跪下，行刑者在近距离对其后脑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