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五七” 忆下放二三事

柳营飘絮 · 发表于 2016-5-7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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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柳营飘絮于 2016-5-7 14:53 编辑

五七干校是特定年代的特定产物......

拾回的记忆

我是1969年随父母下放到江西 “五七”干校的，对大部队而言我们是首批到达锦江镇的集团军。从北京一路走来，我印象最深的是过南京长江大桥和踏上红土地，然后就是从鹰潭坐着井冈山牌标志的闷罐车（像是邮政车）沿着丘陵地带的县级公路一路风尘地被送到锦江镇。下车后看到的第一个景观就是书有毛泽东送瘟神诗词的砖墙屏风，耳边则是高音喇叭播放的“大刀进行曲”，不知道那个镇子为什么要放这个曲子，后来发现高音喇叭里每天都要放。我想，我们的到来肯定是打破了当地的宁静，也许我们并不受欢迎，但把我们比喻成鬼子着实狠了点儿！

混合班往事

1969年生活上安顿下来后，我在锦江中学插班上学，那时北京班还没有成立。我们用的课本是江西教材，比起在北京天天学毛主席语录算是进了一步。不过，学校的教学方式是半农半读。班主任姓王，我已经记不清他的名字了，好像王连生什么的，是个瘦瘦的但很精干的老师，双抢（抢收抢种）时节他每天带我们挑粪去农场，大约要走10华里的路，还要干割水稻、插秧、挠秧等农活。同班同学中大部分人都是当地的，我插班时记得还有两个女生也插到那个班，一个叫李贝贝，一个叫路蔚（1970年代在宣武医院工作，后与神经外科一并迁至天坛医院，现在应该退休了），我们北京插班生最多的时候这个班也只有六七个人。由于我们是人大（中国人民大学）子弟，所以当地同学和老俵们常呼我们“您太狗”（人大的），时常被他们叫得人模狗样的。

我最要好的一个当地的同学姓刘，现在也想不起他的名子了，有一阵子我住在他家，同吃同上学。每当我和当地同学发生矛盾时他都会站出来平息战火或者帮我教训对方。人大子弟中有个同学，据传当地老俵描述他奶奶放屁的声音是“蛤蜊、蛤蜊”的，于是流行出校园发泄语“泥（你）奶奶放屁，蛤蜊蛤蜊蛤”！只要有一个人唱出“泥奶奶”来，全班都会发出“蛤蜊蛤蜊蛤”的合唱，蔚为壮观。有些像后来北京学校里的“给他一大哄哦，啊喉、啊喉…”的那种感觉。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1970年镇里组织宣传队，舞蹈演员主要来自锦江中学的学生。班主任看我不善农活儿，还经常被当地学生嘲笑长得像女生而不断制造纠纷，于是农忙期间安排我去宣传队报到，暂时摆脱了下农田的命运。我们由一位叫吴炬星（发音）的年轻女老师带领，每天排练节目，然后在锦江农机厂旁边的一个大场子里演出。一次排练节目，需要制造雷声，鼓、镲都用上了并不理想，后来一位教师想到用铁皮板，于是找来一块特大号的洋铁皮，用抖颤的方式制造出效果甚佳的隆隆雷声……而道具枪则是摘了撞针的真家伙！

当地同学骂街很奇特，他们大喊：“唉哥妈哥鳖，锦岗接！”前面的半句我知道是骂人的话，和“他个**X”是一个意思，但后面半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男同学课间最爱玩儿的游戏是“顶牛”，其实就是斗膝，他们用双手抱住一条腿至小腹，单腿蹦着用抱住的那条腿的膝盖和对方的膝盖斗，被顶翻者为败。我从未被邀请过玩儿这个游戏，大都是远远地看着他们玩儿，或者和北京的同学在一起。那个年代是分男女界限的，男生从不和女生交往，我房东的女儿叫洪秋兰，和我同班，她父母待我很好，但我和秋兰从来没有一起上下过学，回家后我们会在一起聊些班里的事。晚上没有电，靠煤油灯照亮，她家有个大号煤油灯，她有时会招呼我在大煤油灯下和她一起写作业。在班里，除一二个当地男同学和我要好之外，基本上就玩儿不到一起了，由于很想和当地同学交往，所以有时也会感到被边缘化。

洪秋兰在班里学习平平，但长相还算不错，我印象中好像她在女生里算是相貌比较出众的。我刚插班时没有课本，借来她的书看，英文书上标满了汉字，原来她是用汉字注音的。比如狼来福前门毛（Long live Chairman Mao）、哭太训福狼母前门毛（Quatation from Chairman Mao）等，发音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对付测验还算是有效的。秋兰在学校从不叫我的名子，相互也不说话，在家里只叫我的小名，那时我们住在锦江镇民主街84号。N年后我才听我父亲说，秋兰对我有好感，**妈也曾开玩笑说想把秋兰嫁给我。其实，当地的结婚年龄是很小的，女孩子虚岁18（16周岁）就嫁人了。秋兰的二姐18岁已经生了孩子。但我当时才13岁，对两性之事也尚未开窍儿。

民主街有两口水井，一口在街里、一口在街西。水井的水位平时都很高，有五六米的绳子就能打到水，但旱季时水位下降到10米以下。那条街里有几户锦江中学的学生，好像都是男生，我们常会在街里的水井旁相遇，最初我只能晃晃悠悠地挑水，平衡性较差，少不了被个子矮小的本地同学讥笑，事实上每次担水回家桶里的水只能剩下一半。后来我去街西的水井挑水，不断练习，久而久之居然也能像当地的男孩儿一样担水自如。于是杀回街里想展示一下自己，但却很少再与当地同学遭遇。那口井由于后续部队的到来，已经基本被人大的人占领。

越来越多的人大子弟借读锦江中学，那些经历文革初期的年岁稍大一些的男孩儿少不了与当地同学发生摩擦，很快，人大和当地同学分为两大派系，甚至发生战争。当地同学虽然有些蛮力，但个头儿略矮，灵活性也稍欠，更不善摔跤，因此尽管人大子弟人数偏寡，却在打架中常占上风，一来二去的，当地的狠主儿们居然成了人大狠主儿们的狗腿子。我从不参与争斗，但自从人大子弟打出威风之后，我也占了光的，当地孩子似乎开始在乎起我们来，我也好像多了几个说话的本地同学。甚至在一次善意较量中我使绊儿摔倒了对方，导致对方从此畏惧，不再擅言较量。

锦江镇主街西面有一条江叫信江，我一个要好的同学马尉一家随后续部队由信江被一路水运到码头。我们事先从人大驻锦江办事处了解到这个信息，于是前去迎接，从此发现那条江是一个好玩儿的去出，此后常和北京的同学去江里游泳，有时也会约上两三个当地同学。不过，当地同学不善水性，只会狗刨儿，也少不了被我们讥笑。当然，有时我们也会自己摇着公用摆渡船去江的西面摘柚子，自己上树挑着摘，5分钱一个。后来摆渡去对岸的人大子弟多了，出现锚固不牢冲走渡船的事件，为此，大会小会上被人大办事处的人狠狠批判，听说当事者还写了检查。

混合班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了解了当地同学的生活方式，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不着鞋，我去混合班第一天就开始光脚，以后没再穿过鞋，一直到离开混合班。据说人大几位教师也习惯了江西的赤膊生活，他们去沪出差，居然光着膀子逛商店，被沪人群起而朱之，故而引发口辩，其结果可想，教师们的理论水平出色发挥，上纲上线，横眉冷对千沪指，将对方驳到体无完肤，还痛打落水狗地穷最不舍，并拿出N张10元的大团结来（如同现在扔出N捆万元钞票），将店方和围观者吓（he）倒一片。

锦江中学一直坚持普通话（即承德话）教学，所以我们在听课和一般交流中没有遇到问题。当地有个空军大院，在民主街东面，也即锦江中学的南面，哪里的子弟似乎与人大子弟更容易交流。那个带我们宣传队的年轻老师吴炬星也是空军大院的人，不但普通话讲得好，发音也很好听。但不是所有教师都能操普通话的，那个体育老师只会当地话。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他的课，他总带我们去镇子西南口的小山包上玩儿“捉贴唔”（抓特务）。现在想来，这个老师如果还健在的话，至少应该90高龄了。

1970年混合班被终止，我们最早的插班生被调转到已经成立了一个时期的北京班中。再后来，北京班迁出锦江中学，捻转条件艰苦的小艾家，成立了自己的“中国人民大学五七中学”，江农任校长（1978年，国务院129号文件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江农任教务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