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装饰与罪恶》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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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 （Adolf Loos , 1870-1933），奥地利著名建筑师。曾在德国德累斯顿学习建筑，后在维也纳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他设计的建筑主要是私人住宅，采用没有装饰的几何形体。他的第一项建筑设计（1904-1906年）就是一桩简单的几何形体住宅。1910年设计的斯坦纳住宅，被称为第一所现代派的住宅。他于1908年发表的这篇《装饰与罪恶》，是他的建筑理论的代表作。它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没有功能意义的装饰。在当时欧洲经济条件并不好的情况下，拿钱花在不必要的装饰上就是一种罪恶。因此，这一文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建筑理论上，它对于现代派建筑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开创价值。（奚传绩）

Adolf Loos,  Excerpts from Ornament and Crime (1908)



装饰与罪恶  卢斯 [奥地利]

人的胚胎在子宫里通过了动物的进化的所有阶段。人刚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感觉印象跟小狗小猫的差不多。他在儿童时代经历了人类历史的全部变化。2岁的时候，他用巴布亚人的眼睛看东西，4岁的时候用古代条顿人的眼睛，6岁用苏格拉底的，8岁用伏尔泰的。到8岁，他认识了紫色。紫色是18世纪才发现的，早先，紫色就是蓝色，蜗牛紫是红色。物理学家现在在太阳光谱里指点颜色。这些颜色都已经有了名字，但对它们的理解还留待将来的人。

儿童是无所谓道德不道德的。在我们看来，巴布亚人也这样。巴布亚人杀死敌人，吃掉他们。他不是罪犯。但是一个现代人杀了个什么人，还把他吃掉，那么，他不是个罪犯就是个堕落的人。巴布亚人在他们的皮肤上、船上、桨上，总而言之，在一切他能够用手摸到的东西上，都刺上花饰。他不是罪犯。一个纹身的现代人不是个罪犯就是个堕落的人。监狱里的犯人有八成是纹过身的。纹过身而还没有进监狱的人都是潜在的罪犯或者堕落的贵族。如果一个纹过身的人清清白白地死掉了，这就是说，他死在犯杀人罪之前。

修士自己的面孔和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的迫切愿望是造型艺术的开始，这是关于绘画的童稚之见。所有的艺术都是性的。

过去产生的第一件装饰，十字，起源于性。这是艺术家为发泄他多余的精力而画在墙上的第一个艺术作品，第一个艺术性的行为。一横是趴着的妇女。一竖是正在跟她交媾的男子。创造这个十字的人感到贝多芬所感到的那种创作冲动，他跟创作第九交响乐时的贝多芬在同一个极乐境界里。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由于内部冲动而在墙上画性的象征，那么，他不是罪犯就是堕落者。用不着说，这种作为堕落症状的冲动总是在厕所里发作的。一个国家文化水平的高低可以从它的厕所的墙壁被涂抹的程度来判断。儿童的第一个艺术表现就是在墙上乱画性象征，这是自然现象。但是，在巴布亚人和儿童是自然的那些行为，在现代的成年人就是堕落的症状了。我有一个发现，把这向世界公布如下：文化的进步跟从实用品上取消装饰是同义语。我相信，我的这项发现会给世界带来欢乐；但世界至今还没有感谢我。人们过去是愁闷的。耷拉着脑袋。使他们灰心丧气的是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再能做出新的装饰来。我们，19世纪的人们，难道做不出任何一个黑人和我们之前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做得出来的东西吗？

过去一千年中人类创造的一切没有装饰的东西都被想也不想地扔掉了，被遗弃在一边随它们朽烂败坏。我们不保存卡罗林时代的细木工板凳，却把哪怕只有一点点装饰得毫无价值的玩意儿收集起来，弄干净，造起豪华的大厦来珍藏它们。然后，人们在玻璃柜子之间满腔愁绪地走着，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风格，只有我们的时代没有风格吗？人们认为风格就是装饰。那么我说：不要哭哭啼啼！看，我们的时代不能产生新的装饰了，这恰恰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所在。我们已经成长，装饰已经容不下我们了；我们已经从装饰中挣扎出来取得了自由。看，时候来临，我们要抓紧机会。城里的街道不久就会像白墙一样闪闪发光。就像沙恩，那座圣城，天堂的首都。然后机会将要实现。

穿黑色道袍的神职人员都接受不了这个。人类还要在装饰面前奴颜婢膝。人已经发展到了足够的程度，以致装饰不再能够引起他们愉快的感觉，以致刺墨的脸不能像在巴布亚人中间那样提高审美效果，相反，倒会降低它。人已经发展到了能够愉快的欣赏一只朴素的烟盒，而一只有装饰的，尽管价钱一样，却没有人买。他们穿着他们的衣服觉得舒畅，并且因为不必穿着有金色流苏的红色天鹅绒长筒袜像游乐场里的猴子那样走来走去而感到高兴。我说：看，歌德临终的卧室比文艺复兴的所有华贵装饰都优雅，一件简单朴素的家具比博物馆里任何一件镶嵌的、雕花的家具都美丽。歌德的语言比派尼兹牧羊人的全部装饰都精致。

穿黑道袍的神职人员听到这些就不高兴，而政府呢，它的任务是制止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用力去复活和发展装饰。这个由小白脸面首们掌握命运的国家要受苦受难了！很快，我们在维也纳实用美术博物馆里会见到一个叫做“鱼满网”的餐具柜，很快就又叫做“中了魔法的公主”的酒柜，还有类似的一批东西，都以施加于这些不幸的家具身上的装饰命名。奥地利政府如此认真的对待它的任务，以致要确实保证奥匈帝国前线的裹脚布永存不灭。它强迫每一个受过教育的20岁的人穿3年裹脚布而不穿精致的靴子。总之，每一个政府存在的前提都是底层的老百姓比较容易统治。

很好，政府赏识这个装饰流行病并且用国家的钱津贴它。但是我却认为这是倒退。我不同意那种反对意见，说什么装饰增加了受过教育的人生活中的乐趣；我不同意那种反对意见，说什么“装饰多么美呀！”装饰并没有增加我们生活中的乐趣，也没有增加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生活中的乐趣。如果我想吃一块姜汁饼，我就要挑选一块光溜溜的而不是一块心形的、婴孩形的或者骑士形的，上面盖满了装饰。15世纪的人不能理解我。但所有的现代人，装饰的鼓吹者认为我对简练的渴望本质上是禁欲主义的。不，实用美术学校里的可敬的教授们，我不克制我自己。过去几个世纪里的那种卖弄炫耀的菜品，用尽各种装饰来使孔雀、野稚和龙虾看起来更鲜美，对我只能起相反的作用。当我走过菜肴陈列处，并且想到我将要吃这些塞得满满的尸体时，我极度厌恶。我吃烤牛排。

装饰的复活给审美意识发展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损失可以不必重视，因为没有任何人，甚至政府的力量，能够制止人类的进步。它至多被延缓而已。我们可以等待。但是装饰的复活是危害国民经济的一种罪行，因为他浪费劳动力、钱和材料。时间不能补偿这个损失。

落伍者降低了文化进步的速度。我可能生活在1908年，但是我的邻居生活在1900年，而街对面的那个人生活在1880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它的居民的文化分布在这么长的时间区段里是很不幸的。卡尔斯的农民们生活在12世纪。还有参加25年一度的大赦庆祝游行，即使在民族大迁移时代，他们也要被看作是落后的了。没有这落伍者和劫夺者的地方多么美好啊！阿美利加多美好！

在我们中间，甚至城市里，也有些跟不上时代的人，从18世纪来的遗老遗少们，他们讨厌紫色阴影的画，因为他们还不会看紫色。要厨师花费整整一天时间捣鼓出来的野稚他们才认为鲜美可口，他们喜爱有文艺复兴装饰的烟盒甚于一只朴素的。那么，在农村里怎么样呢？衣服和家具全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农民现在还不是基督徒，甚至仍然是个异教徒。

落伍者迟缓了民族和人类的文化进步；装饰是罪犯们做出来的；装饰严重的伤害人的健康，伤害国家预算，伤害文化进步，因而发生了罪行。如果有两个人比邻而居，需要相同，对生活的要求相同，收入也相同，但是他们却属于不同的文化，那么在经济方面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20世纪的人将会越来越富，而18世纪的人越来越穷。我们假定他们俩各按自己的嗜好生活。那个20世纪的人花不多钱就能满足需要，可以省钱。他爱吃的蔬菜不过是在开水里煮一煮再加上一点奶油。另一个人只有再加上蜂蜜和坚果，并且由人花几个钟头烹调之后才会感到同等程度的满足。经过装饰的菜盘是很贵的，而现代人喜欢用的素白盘子很廉价。一个人积攒省下来钱，另一个人举债。英国人富起来而我们穷下去。

制造装饰的国家受装饰之害甚至更重。因为装饰不再是我们文化的自然产品，所以它是落后的或者退化的现象，装饰匠的劳动再也不能得到合理的报酬了。

木雕匠和车木工收入之间的差别，绣花女工和织带女工工资不能容忍的微薄，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了。装饰匠必须干20个小时的活才能挣到现代化工人8小时就能挣到的收入。装饰通常提高物品的价格；但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用同样价格的原材料，花费三倍长的时间，装饰过的物品却只有素朴的物品的一半价钱。取消装饰能缩短制造时间和增加工资。中国的雕花木匠工作16小时而美国工人只工作8小时。如果我付给光溜溜的烟盒的钱跟给有装饰的一样多，那么工时的差额就归工人所有了。如果压根儿没有装饰——也需要几千年之后才会有这种情况——人只要工作四小时而不是八小时，因为目前有一半工作量是花在装饰上。

装饰是浪费掉了的劳动力，因而是浪费掉了的健康。他从来如此。由于装饰不再跟我们的文化有机的联系，他就不再我们文化的表现了。当今制造出来的装饰跟我们没有关系，跟世界秩序没有关系。它不能发展。奥托.艾克曼和亨利.凡.德维尔德的装饰怎么样了呢？艺术家总是精力饱满生气勃勃的站在人类的前列。但是现代的装饰主义者却是落伍的或者病态的现象。3年之后，他要亲自否定他的作品。对有教养的人来说，它们眼下就是不能容忍的；另外的一些人要待几年之后才会感到他们不能容忍。现在，奥托.艾克曼的作品到哪里去了呢？现在的装饰既没有爹妈也没有儿女，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理解我们时代的伟大，他们高高兴兴赞美装饰，但是不用很久就会厌弃它们的。

人类比过去更健康了，只有少数人患病。但这些少数人强制健康的、不会发明装饰的工人，他们逼迫他用各种材料制作他们发明的装饰。

装饰的变换使劳动产品过早贬值。工人的实践和所用的材料是浪费掉了的资产。我宣布过我的主张：一件东西能够物理的存在多久，它的形式就能存在多久，这就是说，能够叫人看得下去。我要试着解释这个。一件上衣比一张贵重的毛皮更常常改变形式。夫人的舞会长袍，只打算穿一晚上的，它的形式变化之快超过书桌。但如果书桌像舞会长袍那么快的因为旧式样已经叫人生烦而换掉，那可要倒楣了；在那种情况下，花在书桌上的钱就白扔了。

装饰主义者知道这一点，奥地利的装饰主义者试图避免这个缺点。他们说：“我们喜欢一个买了一套家具而在十年之后就厌烦它们的消费者，他每隔十年就不得不换掉它们。我们不喜欢那种非把旧东西一直用得不能再用才买一件新东西的人。工业要求如此。几百万人因为那种怏怏的变化而得到职业。”这仿佛是奥地利国民经济的秘密。在失火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感谢上帝，这下又有人可以找到工作了。”要是这样，我倒有了个好主意：在城里放一把火，给国家也放一把火，那么，每个人就都要在钱财和繁荣中游泳了。制造那种三年之后就得当劈柴的桌子好了，制造那种四年之后就得熔掉的小五金好了（因为即使在一场拍卖中也不可能收回工料成本费的十分之一），我们将会越来越富。

损失不但打击消费者；它首先打击着生产者。在没有必要装饰的东西上进行装饰意味着浪费劳动和糟蹋材料。如果任何东西在美观上都能像在物理上那么耐久，消费者就会为它们付价，这样，工人就能多挣钱，就能缩短工作时间。为一件我确信能够充分使用的东西，我很情愿付形式和材料都差一点的东西的4倍价钱。我高高兴兴为我的靴子付了40克朗宁，虽然在另外一家铺子里用10个克朗宁就能买到一双。但是，在那些呻吟与装饰主义者的专制之下的行业里，手艺好坏是不分的。工匠吃亏，因为没有人愿意按它的真正价值付钱。

这是好事情，因为经过装饰的东西中只有那些质量低劣的才是可以容忍的。当我知道烧掉的是些不值钱的废物的时候，我烤起火来更加心安理得。我为手工艺匠作坊里的废物高兴，因为我知道几天之后它将被加工，而再过一天就会被弄成碎片。但是，扔金币而不扔石头子儿，用钞票点香烟，把珍珠研成粉末再喝下肚去，都会产生不美的效果。

经过装饰的东西，如果使用最好的材料、最精致的手艺和长时间的劳动做出来，首先就会产生不美的效果。我起初曾经要求高质量的作品，我不能为我自己辩护这个过失，但是我说的当然不是这类玩意儿。

一个收藏着作为过去时代的艺术精力过剩标志的神圣装饰的现代人，将会很快认出现代装饰是扭曲的、牵强的和病态的。任何生活在我们这个文化水平里的人都再也做不出装饰来了。

至于那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个人和民族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我向贵族说教，我指的是那个站在人类宝塔尖上，而又深深了解下层人民的痛苦和需要的人。他很了解卡费人，他们按照一种特殊的韵律在布匹里织图案，这些图案只有在拆散布匹时才能看得到；他了解织毯子的波斯人，绣花带的斯洛伐克农妇，用玻璃珠和绸子编精彩东西的老太太。这位贵族随他们去；他知道，他们工作着的时间是它们的神圣时间。而革命者会来到他们身边向他们说：“这都是蠢事。”就像他会从路边的十字架上把那小老太婆扯下来，告诉她：“根本没有上帝。”贵族中的无神论者却相反，他在经过教堂的时候会举起他的帽子。

我的鞋子上布满了用扇贝和窟窿组成的装饰。鞋匠做了这些装饰但从来没有为它得到过报酬。我走去对鞋匠说：“你每双鞋要价30克朗宁。我要给你40.”我的话把这个鞋匠送上乐陶陶的云端，他将用手艺和材料报答我，远远超出我家的那些钱所该得到的。他很快活，快活很少进他的屋。有了一个人了解他，尊重他的工作，不怀疑他的诚实。他已经构思成了那双鞋。他知道现在去什么地方弄最好的皮子；他知道哪个手艺人能做这双鞋；这双鞋应该如何以最雅致的方式布满扇贝和窟窿。这时候，我对他说：“但是有一个条件。这双鞋必须是素净的。”我的话又把他从乐陶陶的云端扔进灰心丧气的深渊。他可以少辛苦一点，但是我剥夺了他的乐趣。

我在向贵族说教。我容忍我身上的装饰，如果它们使我的伙伴高兴。他高兴我就高兴。我可以容忍卡佛人的、波斯人的、斯洛伐克农妇和鞋匠的装饰，因为除了这些装饰之外他们再也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生存的较高之点了。我们有取代装饰的艺术。在一天的烦恼和疲劳之后，我们去听贝多芬，或者去看特里斯滕。我的鞋匠不可能这么干。我不能剥夺他的乐趣，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乐趣。但是一个听了第九交响乐的人，坐下来设计墙纸的图案，那么他不是一个算命的骗子就是一个堕落的人。别的艺术因为没有装饰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度。贝多芬的交响乐绝不是穿着绫罗绸缎、带着花边走来走去的人所能够写得出来的。今天还穿着天鹅绒外套到处走的人不是一个艺术家而是一个插科打诨的小丑或者一个油漆粉刷匠。我们已经成长的更雅致、更精妙了。狩猎的游牧人必须用颜色来区分它们自己；现代人用衣服当面具。他的个性已经如此强烈，一只已经不可能表现在穿戴上了。摆脱装饰的束缚是精神力量的标志。现代人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用古代的或异族的装饰。他把自己的创造性集中到别的事物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