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蹄踏上中国的殖民摄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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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方苏雅与中国官员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奥古斯特·费朗索瓦（Auguste Francois） （1857－1935）中文名字方苏雅。1857年8月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呢绒商人家庭。十五岁成为孤儿。从军参与政变失败后，改学法律。

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1895年12月23日，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在龙州时，他认识了一名姓苏的中国朋友(苏元春)，姓苏的中国朋友按发音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方苏雅”。他从此沿用此名，还刻了一方印。
   　 1899年12月15日，方苏雅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他喜欢摄影、游历、考察，曾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还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见闻，当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马驮茶叶、马帮等照片，写了大批日记。他游历时，准备了12只箩筐来运玻璃底片，还要用油纸粘上牛血来包装，以防雨淋湿。旅途中，他总是随身带着地理工具，如六分仪、圆规、气压计、指南针。遇上崎岖的道路，他认真作文字记录，并在纸上画路线图。他认为画图、绘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碍，且还相得益彰。方苏雅喜欢中国的街道，认为那是中国人生活的舞台，穿着干净、打着太阳伞的官员，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肮脏的乞丐等都出现在这里，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审判，在公共场所执行死刑、检阅军队和招摹民兵。这些，方苏雅都进行了分类拍摄。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这张方苏雅与其卫兵的照片似乎正表现了这种关系。
    　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包围中脱险。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当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离。撤离途中，他的车队被袭击，装在箱子中的日记和所有的玻璃底片荡然无存。所幸的是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狐假虎威”-昆明府 1900年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昆明教案中方苏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十二万两告终。

蹙眉的女孩 1896年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马尔芒女士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在他回国后本应上交法国政府，但由于与政府的积怨和对中国的感情，他把这些绝版照片隐藏了下来，密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

昆明北城门 1899年
  　  1985年，年事已高的马尔芒女士将这些遗物分成四类，分别赠送给四个国家博物馆。但是遵照丈夫的遗嘱，她没有把已制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送出去。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制作出的照片开始了在欧洲的巡回展出，并引起轰动。根据部分照片、书信整理的画册《领事的眼光》出版了。
　   1997年，昆明青年殷晓俊、罗庆昌得知此事。两人还倾其所有，几度赴法，翻拍了600多幅照片，将其带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