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相机---摘自《当代矿工》杂志

jncamera · 发表于 2003-10-9 12:28

马上注册咔够，结识更多爱好摄影器材朋友

您需要登录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老相机
□李巾
　　说到相机，人们并不陌生，也许您还玩过一两款。可我要说的，却是一架近半个世纪的老相机。
　　五十年代初，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地质局，几年后又调到内蒙地质局工作。工作性质决定了要以四海为家。他走遍北疆的山山水水，在白山黑水之间，在茫茫草原之上，面对祖国的锦绣河山，面对多彩的民族风俗，他非常渴望有部属于自己的照相机，来记录走过的草地、险滩，记录野外生活的情趣和各地的乡土民情。正巧援外工程人员回国，捎回一架苏制“卓尔基－４”型１３５相机，价值５００多元。可以想象，在五十年代，５００元钱意味着什么？而酷爱摄影的父亲，还是倾尽几年的积蓄，把它买下了。同事们为此欢呼雀跃，同时也拉开了这部相机第一个辉煌历史的序幕。
　　记得儿时，小朋友喜欢上我家看大本大本的相册，就像看小人书似的。相册中大部分是五六十年代，父亲在东北和内蒙古工作时拍摄的照片。相册很精美，照片多是经过放大的，每张照片旁都有标签，注明时间、地点，有的还注明使用的光圈和速度。这个时期，相机是父亲的得力助手。有了它，许多野外资料更加直观，一张张具有代表性的地质景观被存入档案；一组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的工作景象被保留在册；一幅幅群峰叠翠、小溪潺潺的美丽景色被摄入镜头；一次次与群众联谊的欢乐场面，被定格在方寸间。坐过的马车，走过的草地，穿过的毡靴，睡过的帐篷和“室内装饰”……都被相机留下永久的忆念。有昭君墓前的合影，那时候的昭君墓，杂草丛生，他们在墓碑两旁横七竖八地站着或坐着；有小乐队的合影，照片上的人物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只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灰蓝色的外衣。大家各拿不同的乐器，还真有点正儿八经的劲头。
　　就是这台相机，伴随着父亲完成了包括准格尔煤田、霍林河煤田的普查报告及初期勘察任务。现在，这些昔日无人区，已成为我国大型煤炭基地。父亲总是感叹：多亏这架相机，记下这今昔的变化。相机也是同事们最亲密的“朋友”。每次出队前，大家总忘不了提醒：相机带了吗？相机随父亲走遍了东北三省及内蒙古的八个盟。这是父亲最难忘的岁月，因此他的回忆录取名《北疆的脚印》。几位失去联系四十多年的同事，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文章和老照片，又重新联系上了。大家见面后，都迫不及待地问：相机还在吗？这确实是相机辉煌的十年。
　　再往后，相机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因为它成了父亲的“特务活动工具”。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家里那台大如木箱的上海牌收音机，据说它能收“敌台”。有一个直径才２０ｃｍ的不变速小电扇，则是父亲“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铁证。这些在当时称谓的“大件”，都是父母的心爱之物，历经几十次搬家都未割舍，并随调动，从呼和浩特千里迢迢带到河南。然而，这些东西却加重了父亲的“罪行”，如“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敌特分子”……相机是不敢动了，但相册我们还是经常翻看。每当看到相册，我就会嚷嚷要照相。终于有一天，父亲又装上胶卷，要为我们照相，当然也只能在屋里用。站在床上，坐在床上，站在床边（本文所配“我与姐姐”和“我与母亲”两张照片，就是这时照的，“我与姐姐”那张，是站在床上照的）……也只能这样了。父亲说：相机要常用才会好用。
　　一天，几位保卫处的同志来到我家，说反正相机我们也不用，不如借给他们。没想到父亲痛快地答应了。是为了“解脱”？还是为了“赎罪”？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保卫处借走后，用得也不多。因为那个年代，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反革命”也不敢轻举妄动，案件较少，所以很少派上用场。批斗会，游行或有了什么“最新指示”的庆祝活动倒是常有，只是那时候不时兴拍照。不过，我还记得有一次，单位里的年轻司机小姚被评为“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受到毛主席接见，并送给他一只“金芒果”。接到通知后，单位组织了盛大的迎接“圣果”仪式。一大早，大路两旁彩旗招展，欢迎的人群有的手拿纸扎的红花、花环，有的手举“红宝书”，我们小朋友们也站在路边等候迎接。这时，我看见一个叔叔脖子上挂着我家的相机，显得很神秘。不知等了多久，前面的人开始欢呼，鞭炮声震耳欲聋，我们知道：来了！只见小姚身披红绸，胸戴红花，手捧一个长方形玻璃罩，站在卡车上，显得那么高大（不知脚下是否垫有东西）。车上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我看清了，玻璃罩里白色盘子上放的就是芒果。啊！人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好像自己也见到了毛主席。那一次，相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事隔很久，我在一个会议室里看到了放在玻璃罩里的芒果依然如故，问芒果为何不烂？妈妈惊恐地捂住我的嘴，看没人听到，马上带我跑了出去。那时偶尔也留有几张像，但背景总是“批倒、批臭×××”，“把×××进行到底”的标语。我小时，有一张表情不错的照片，身后却有“反击二月黑风”字样，很不协调。问父母“二月黑风”是怎么回事？他们也记不清了。
　　那个时代，虽然没有培养出多少摄影家，但确造就了无数书法家、漫画家。每天，人们吃过饭，便相约去看大字报。大字报一张接一张，挂满了办公楼走廊、食堂、道路边和球场。小孩们穿行在里面玩耍，也不知大人们今天又要批斗谁。有一天，我看到批判妈妈的大字报，说她没跟爸爸划清界线，没有揭发爸爸更多的“罪行”。记得１９６９年盛夏，父亲和其他十多个“臭老九”在砖场改造，活儿是累点儿，但大伙儿却很开心，这大概就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吧。他们每天干得热火朝天，我也跟着天天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泥巴变成红色、灰色砖块的每个细节。只可惜这些印象深刻的情景，没有留下照片。文革后期，相机终于又回到父亲手里。然而他把相机默默地收藏起来，只有我时常拿出来摆弄一番。１９７５年的一个秋天，我们一家在公园照完相，便到市委附近看大字报。当时我挎着相机站在报前，很快就有几个人向我走来，横眉冷对地对我上下打量。父亲急忙把我拉到一边，我十分疑惑。一位大爷过来叹息地说：快把相机收好，免得让人收走，阶级斗争复杂得很哪！
　　相机的第二个辉煌时期，是在１９７７年以后，我是主要使用者。不论学校组织的出游，或是每次演出，它都能派上用场。那时候，１２０相机比较吃香，因为它拍出的照片不用再放大。为此，我和同学们就自己洗、自己放，别有一番情趣。为了拍出好照片，我将父亲５０年代摄影方面的书都翻出来。最喜欢看的是《大众摄影》，上面讲的实例大都是如何拍“大跃进”，怎样将一排厂房或一个烟囱，冲洗成许多厂房或多个烟囱；如何洗成一个农民站在云端，双手举起（像举重）一棵大如身体的麦穗。我按这些方法做了不少尝试，不过都以失败告终。当然，我给同学们也拍了不少好照片，而我自己却没有几张像样的，不是没头，就是没脚，再不就是眉眼不清。因为，相机的使用方法不能很快掌握。后来，有了彩色胶卷，１２０相机便没了市场，而我的相机就更风光了。直到八十年代后期，背上这样的相机出门，回头率还是挺高的，因为这毕竟是一架进口的、小巧的、功能齐全、性能很好的相机。它的最高速度１／１０００秒，最大光圈是２，能自拍，有闪光联动，还可加外线。
　　事物都是辩证的，有其辉煌的时代，当然也会有黯然失色的时候。自动相机逐渐进入家庭，我却依然背着老相机游荡。也许别人走过了华山的五个山头，而我仍然在第一个山头定速度，扭光圈，调焦距呢。直到１９９３年，我才换了一架“傻瓜相机”，出差带着很是方便。虽然拍照是快了，但却不像过去那样认真了，什么角度呀，光线呀，顾不得了，一站即照。拿着一沓沓照片，却挑不出几张像。于是，我又用上了老相机。
　　那是１９９４年的夏天，我在龙门石窟用老相机拍照，相机已不能引起什么人注意了。人人都有相机，而且有许多款式新颖、性能先进的相机。这老相机算啥，没人笑它“老”就不错了。如果有人注意它，那也是一种奇怪的眼神儿。当我们坐下休息时，有位领着外国人的翻译走过来，他非常有礼貌地告诉我，他对我的相机感兴趣。他问了许多问题，诸如相机的来历，使用的情况等。他说想看一看相机，当他接过相机仔细观看时，显得非常激动，嘴里念叨着：果然是“卓尔基”，保存得这么完好！他说他是个相机收藏者，很想买下这款相机。想到老相机随着时代的变迁，已从奢侈品走进了收藏品的行列，心中不禁有些失落感。相机是父亲的心爱之物，它曾寄托着父亲年轻时的多少希望、梦想，带给他多少幸福美好的时光，虽然也给他带来灾难性的打击，那也只是漫漫人生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相机虽然旧了，父亲和我也不会割舍它。留在手里或许会一文不值，但看到它，就像读到一本书，就像看到两代人几十年的人生故事，怎么能舍得呢？
　　儿子也喜欢摆弄老相机，打开看，里面为何没电池也能上卷、快门也能启动？但要说将来送给他时，他却说：“我要数码相机！”我只能叹息。科技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也许儿子的数码相机也会有一段故事。但，相信他的相机的故事，不会持续半个世纪吧！
　　　　　　　　　　　　　　　　　　　　（作者单位：永城煤电公司）

　　　　　　　　　　　　　　　　　　　　摘自《当代矿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