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丘相机诞生记（转发）

我爱春天 · 发表于 2016-12-30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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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我爱春天于 2016-12-30 21:5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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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荣曾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物质匮乏，许多耐用消费品在市场上十分紧缺，即使有货也要凭票供应。因此，苏州和国内不少城市一样极力开发这些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苏州虎丘牌照相机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当时，照相机尚不普及，在寻常百姓眼里算是高档的奢侈品，但由于又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宣传工具，国家高度重视。当时将照相机和电影机、电视机简称为“三机”，并列入国家“五五”规划，为此国家计委专门召开了数次“三机会议”，一机部专门设电影处负责照相机工业的布点和发展规划。苏州市领导捕捉到这个信息后，考虑到苏州城市的特点，决心发展苏州照相机工业，并把任务下达给苏州市机械工业局。经市机械局研究决定照相机研制任务交给苏州第二光学仪器厂。

　　该厂是一家里弄小厂，厂址位于平江路中张家巷全晋会馆（现为中国昆曲博物馆），主要生产机床显微镜、光谱投影仪、水准仪等光学仪器产品，生产设施和技术力量都很薄弱。为了开发照相机，机械局从外地引进和系统内调拨了七名具有高等学历和工作实践的技术人员来厂工作。我就是那时从昆明军工厂调回苏州，进入二光厂参与照相机开发工作的。由于我学的是光学仪器专业，58年毕业时的论文就是照相机设计，同时在上海照相机厂参与过58-型上海牌照相机的试制工作，因此，对照相机有一定的认知和兴趣。

　　在我到厂上班以前，厂里已经接到了开发照相机的任务，主管业务工作的凌龙昌副书记等亲赴上海、南京等地作了调研，感到照相机的生产技术和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相比较工厂的现状差距太大，难度和风险都是巨大的，企业领导班子内部对此未形成共识。产品的发展方向是企业生存的关键，作为一把手的朱衡彬书记肩负重任，必须慎之又慎，力求共识。

　　我上班伊始，朱书记立即找我讨论，我建议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了解一下国内照相机行业和市场的情况。为此，我们先去杭州走访我的母校浙江大学光仪系，征询老师们的建议；再到上海照相机总厂找我的同班同学孙晶璋工程师请教。他从大学出来一直耕耘着照相机，对照相机有很深的造诣，在行业内可称为资深专家了，这次，他给我们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相关情况，还提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建议。后来他一直关心和帮助我们，为虎丘牌351型照相机的选型和照相机生产定点等方面做出许多重要贡献。上海回来后，朱书记及时在领导班子内部沟通，统一认识后，照相机试制工作才正式开始。

　　首先，遇到两个问题，一是照相机的选型；二是确定照相机的牌子。谁提议牌子叫“虎丘”已记不清了，因为虎丘是苏州城市的名片，闻名遐迩，虎丘塔更是我们苏州最为重要的地标，所以，定为“虎丘”牌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时，市局和厂领导对做什么型式的照相机以及如何搞都没有明确的意见，为此我觉得很迷茫。但是，仔细想来凡事总有两面性，有弊必有利，利在于自由度大，一张没有边际的白纸，发挥空间大，可任由你来画；　弊在于风险大，个人承担的压力也大。我告诫自己，这是回苏州工作的第一炮，必须认真面对，加倍努力，只能成功，不可失败。好在这样的方式倒也符合我的工作个性，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也不想太多，勇往直前大胆干。

　　不久，局里把一光厂的刘志东、电加工研究所的王洪武调来了，陆续又派来了刘啸虎、吴玉明、夏志钧、王全昌，再加上二光厂刚大学毕业的孙龙成，一共八人组成了试制班子。在那时这些人都还年轻，三十左右，正值而立之年，且都有一定的阅历和特长，在我们之间没有“长”，我是个自然的、公认的、或者说自以为是的“头”，但是工作顺利，配合默契、关系融洽。这按世俗的眼光是不可思议的，其实极好解释，只有两个字“无私”。和这些伙伴在一起工作很幸运、很欣慰。当时一下来了这么多技术人员，对一个小厂而言可谓优化组合的豪华阵营，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充分体现了市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我深知选型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关系产品的生命力，而且影响企业未来的发展前途，必须慎之又慎。当时，国内的照相机行业尚处于仿制阶段，我们也只能从仿制起步，问题是仿谁家的、怎么仿。我找孙晶璋商议，分析研究国内外市场信息，并确认几个前提：（1）120照相机在国内虽是热销，但在国外已渐渐淡出，135可能即将成为市场的主流，显然选择135照相机是上策；（2）不搞玩具类的，要搞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和有档次的照相机；（3）不要跟着人家后面走，而是要另辟蹊径，走一条自己的研发之路。当时，如果仿国产照相机比较省事，我在行业里有许多同学和熟人，且没有壁垒，能够要到全套照相机的图纸与工艺，可以在短期内试制和生产出照相机，但始终会落在同行的后面，更无我们苏州人的特色，所以不能仿制当时的国产照相机，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寻求一款国外刚上市的流行照相机来参考仿制设计，尽管难度大些，若是成功了，在款式上可以走到同行的前面。我把这些想法向领导汇报后，得到了认同和支持。然后我和孙晶璋一起收集资料、反复推敲，决定选择日本佳能Canonnet QL17的照相机。它小巧玲珑，机体的高和宽之比近乎黄金分割，功能齐全，机子款式确实很漂亮，且在国外市场上市不久，就十分畅销。我向厂领导介绍后，他们都认为非常理想，并取得了一致意见。方案基本确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搞到样机。在不开放的年代，物质高度匮乏，市场上只有国产相机，洋货要立项申请进口，或有人从境外带回来。

　　可　是，马　上　要　觅　一　架Canonnet QL17照相机谈何容易，只好多方打听、四处奔波，犹如海底捞针。在上海，孙晶璋告诉我上海市少年足球队访日时，礼品中有照相机。我们一起立即跑到南京路上海市体委，找体育摄影记者（孙晶璋的好友），但是礼品中没有这款相机，而这位记者曾经见过新华社上海记者站某记者用过这款照相机，好在都是孙晶璋的朋友，我们又立即赶往在南京西路的新华社记者站去，得知相机是上海舞蹈学校借给他用的，原系上海白毛女剧组访日时的礼品，已经还给人家了。舞蹈学校那里可没有熟人了，这位记者特地帮我们打电话联系，又写条子让我们找学校去商量，舞蹈学校在虹桥西路，路很远，我们立即乘公交车赶到那里，他们把相机给我们看了，但不能随便转让，转让必须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回厂汇报以后，我又赴南京争取省机械厅支持并转介绍信去上海，但由于省机械厅那时不支持苏州上照相机项目，所以碰了一鼻子灰回来，今日回想仍感心酸。后来，我和朱衡彬书记等出差上海，偶然遇见杭州照相机厂的陈鼎烈校友，得知他们那儿有此相机，可以去商量商量，我们立即赶往杭州，打着孙晶璋的旗号、费尽口舌，终于从杭州借来了一架Canonnet QL17照相机。总算上苍不负有心人，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局面，迈出了照相机开发工作的第一步。

　　七三年春节过后，技术人员基本就位，按照各人特点进行分工，设计工作正式启动。这项工作主要是从仿制测绘开始，那时的条件不能全部照抄日本样机，主要原因是该相机的档次在当时国内市场相对偏高，市场更欢迎价廉物美又实用的照相机，决定暂时不宜完全照搬，故作了一些取舍。

　　经过三个半月的艰苦努力图纸工作基本完成，但为了争取时间，在绘制图纸的同时，陆续分批将零件图纸发至车间加工，技术人员王洪武，夏志钧都到车间和工人师傅一起日以继夜奋战在线切割机、铣床边指导加工，王全昌和从上海请来的叶天荣师傅担负装配任务……全厂上下为“七一”献礼大干一场，争取在73年7月1日前把样机做出来。由于全厂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苦干加巧干，仅用了短短半年时间，终于在73年6月15日成功装出五架虎丘351照相机，各项性能基本达到设计要求，试拍结果相当理想，镜头成像非常清晰，拍出的照片很漂亮，全厂职工十分激动，大家忙着敲锣打鼓赶往市委报喜，从此开创了苏州照相机工业的新篇章。

　　（作者为原苏州照相机总厂总工程师，本文摘自《苏州民族工商业百年往事》，该书已于近日出版。）